互联网大厂狠抓贪腐：半年打车报销20万，前置仓成了煎饼摊-腾讯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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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贪腐方式其实并不高明，要不要抓，怎么抓，都是“利益”的权衡

文 | 郑可书 刘以秦

编辑 | 刘以秦

王宣（化名）当警察七年，杀人、贩毒，五花八门的案子都查过，做过法医，解剖过尸体。能让他感到意外的事情不多，互联网公司贪腐案算一桩。

2019年，他加入一家社区团购公司做监察，负责查处贪腐、违规员工。他见证开城时的“烧钱”手笔：公司大量铺设前置仓，租一个仓库，至少要交半年房租，动辄几十万元，一平米但凡差一元钱，数额就大到“可怕”。

这家公司两位最低职级的员工，经手几十个仓库，通过谎报租金等方式，一年半的时间，合伙赚到200多万元。这让王宣意识到，在互联网行业，“职级非常低的人，反倒能赚很多钱”。后来，两人因职务侵占被判入狱。

从事监察工作八年的赵树远（化名），同样被互联网的富庶震惊。他在传统物流公司和互联网公司都做过，对比发现，互联网公司比较年轻，风控制度不完善，且习惯用巨额补贴占领市场，涉案贪腐金额惊人——他经办的最大案子，公司损失了4000多万元。

过去十几年间，财富在互联网行业快速集聚。截至2022年底，中国上市互联网企业总市值已经超过10万亿元。在“新增长点”、“All in”、“迭代”的号角声中，滚滚的钱和资源顺着动辄万人规模的庞杂组织体系流向基层，腐败在此滋生。

这几年，降本增效成为主题，互联网公司格外关注每笔钱的流向。去年底，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在一次内部大会上，称腾讯贪腐问题“触目惊心”，“看完之后吓死人”；百度创始人李彦宏随后在内部直播中承认，“腾讯的那些问题，百度也都有”。今年1月，美团在公众号上发布文章称，2022年，美团查处并移送司法机关107人，并附上相关人员具体信息。这是美团第一次公开对外发布贪腐信息，此前仅在内网通报。

针对腐败的战斗打响了。大厂们设立监察、廉政部门，高薪聘请专业人员，动用数据等技术手段查处违规员工，“战果”通过内部邮件与网络分发，以示警醒。据南方都市报《互联网反腐反舞弊报告》，2021年，曝出舞弊案的互联网公司共22家，涉及案例超过240起，同比增长153%；超过300名员工被开除或移送司法机关，较前一年翻倍。2022年，数字再次增长：涉案公司37家，受罚员工超400名。

时代变了。前电商平台监察人员施嘉（化名）这样比喻：“以前，地主家的余粮很多，打小工的往包里揣一点，地主也不说什么；现在，地主家余粮少了，打小工的再往自己包里揣，就别怪地主不客气了。”

数据的权力

赵树远今年34岁，身高接近1米8，体重156公斤。这样的体格有利于他开展工作——搜集证据，揪出贪腐人员。

退伍后，他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在一家传统物流企业当监察主管。这里还没有被信息技术改造，要想查案，他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，“靠自己两条腿跑”。

一年夏天，为了检查库位出租情况，他在冷库待两小时，一个个数。库外蒸腾的暑气，遇上库内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，在眼镜上结成霜。人工登记的财务数据显示，冷库位出租20个，但他计数的结果是25个。事后查明，多出的9万元租金，进了冷库负责人的口袋。

三年后，他来到一家电商公司工作，第一次感受到技术的力量。该公司将业务数据导入线上系统。之前需要他实地走访、翻看纸质文件查询的资料，如今在系统简单点选，就能获得。

信息系统主要是为业务部门开发，并非专为监察设计。刚去的时候，赵树远连菜单名都搞不清楚，只能一个个向业务同事请教。在系统与数据的帮助下，他通过线上梳理获得线索，发现问题后再实地调查，原本每月20多天的出差时间明显减少了。

可系统是公平的，贪腐行为也被技术改造。赵树远的同行、前电商平台监察人员施嘉提到一起大闸蟹的案子。通常为促进销售，商家会花钱在电商平台投放广告，提高曝光率。但有的商家则选择贿赂平台人员，让他们在后台修改店铺展现率，然后等着流量和系统发挥作用——平台日活体量巨大，只需提高零点几个百分点，大闸蟹销量、店铺收入就能有明显提升。

另一位从业者提到抽奖活动：运营人员修改后台抽奖逻辑，调高特定时间点的中奖概率，用自己和亲属的账号抽奖；或是更直接地，篡改中奖用户名单。

诸如此类的细微调整，很难被监察者察觉，但总会留下痕迹。细心的监察人员们通过邮件、电话等渠道搜集举报线索，并主动对交易金额大、合作商多、掌握核心经营情况的部门数据，作专项梳理。

2018年，赵树远接到举报，称区域加盟商为偷逃运费，贿赂分拨中心物流人员，虚假降低货物重量。

根据线索，他和同事在系统中创建“风险模型”，获取几个字段数据：商户名称与编号、货物过磅时间、扫描货物的把枪编号、扫描人员工号，以及扫描后上报的货物重量，和分拨时系统自动称重重量。对比两个重量的差异，公司可以定位受贿员工，并集中获得问题商户名单，在月度结算时讨回运费差额。

这是最理想的反腐状态——帮助公司避免，或是追回损失。更多时候，贪腐行为完成后，监察人员才发现线索，再去处理，已经太迟。

更狡猾的舞弊者，修改上万条结算价格数据中的十几条，从中赚取差价。当财务人员发现该区域业务量越来越大，亏损也越来越大，赵树远和团队就出马了。他们四个人，拉出报价表格，花了将近半个月时间，浏览上万条数据，才找到那十几条异常，揪出贪腐者。

得益于技术，系统正变得更加智能。京东监察部总监段秋斌主编的《互联网企业反腐密码》一书提到，2017年初，字节跳动开始建立专用数据库，花费一年时间导入业务数据，监察、审计人员可以从中检索。此外，系统还会自动识别风险，推送给业务负责人。

每一天，大量数据被系统收集。这些数据成为资产。掌握了数据，就等于掌握了分配的权力和寻租的筹码。有人靠数据牟利，比如字节跳动两位前员工，离职后窃取公司源代码和技术资料，创立某短视频APP，并入侵公司服务器，获取用户信息，将内容用于该APP。两人因犯“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”，被判处十个月有期徒刑。

也有人靠数据窥探隐私：曾有出行平台客服在后台调取伴侣打车记录，判断其是否忠诚，后客服被移交公安处理。

任何权力都需要边界，包括数据的权力。自2015年起，《网络安全法》、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、《数据安全法》等法律陆续实施。为了合规，也为了减少腐败，互联网公司对数据的使用方式定下严格规范：不同数据按照级别分类，授予不同权限的员工，数据导出需要逐级审批，明确使用目的、保留时间、销毁形式。

管理的“灰度”

但数据并不总是可靠。相信数据的互联网公司，也会被数据蒙蔽。

一个例子是，一家公司要在某城市投放共享单车，定下1万辆的KPI。城市管理要求规定，市区内只能投放5000辆，超过就要罚款。工作人员为完成目标，把多余的车放到偏远区域，根本没有人骑，无益于业务，但系统会显示，投放目标已经完成。

因此，监察不能只靠数据，还要借助制度与组织。十几年来，擅长迭代的互联网公司，逐渐迭代出一套完整的反腐体系。他们在业务部门内设置稽查岗位，在集团设立独立的监察部门，后者直接向核心高管汇报。查案之外，监察人员还要负责反腐宣导、流程完善，这在业内叫“事前，事中，事后”。

另一个重要武器是六年前成立的阳光诚信联盟，由京东、腾讯、百度、美团等知名企业联合发起。该联盟已有近800家企业会员，他们组织同行交流与课程，上传、共享失信员工名单，拒绝录用失信人员。

“你不能保证公司的几万人都不犯错。监察体系存在的最大意义，在于让大家（对犯错）有敬畏心。”一位监察从业者说。

不过，在强调创新的互联网公司，普通员工对公司里的监察部门抱有过强的“敬畏心”算不上好事。另一个接受《财经十一人》采访的某平台监察人员告诉我们，他能感觉到业务部门的恐惧。他觉得如果业务部门主动与监察者交流，预先完善流程，一些舞弊事件本可以避免，但至少在他任职期间，公司业务部门很少有人这样做。他觉得，其他人无法向监察部门“敞开心扉”。

实现两者微妙的平衡，需要管理智慧。段秋斌主编的《互联网企业反腐密码》将其称作“管理的灰度”：“如果一个控制体系能够严丝合缝，把所有的潜在问题都处理掉，这个体系得多违背人性。……所有的创新活动，都会被严苛的制度盘查，让人激情耗尽。所以，有效的管理一定要留有行动空间。”

几乎所有企业都会面对这一矛盾，追求效率的互联网公司顾虑更多。在激烈竞争中，技术已不再是壁垒，为了快速占领市场，互联网公司大多采用扁平化组织架构，层级更少，指令才能更快贯彻。这也赋予业务一线的基层员工贪腐的权力。

“腐败的本质就是权力寻租。扁平化组织必须充分授权，基层员工职权被放大，腐败的可能性就提高了。”段秋斌告诉《财经十一人》。

用大闸蟹举例的施嘉，就处理过类似的案子。一位公司里职级最低的员工，负责外部车辆调度，靠收取司机的好处费，一年时间就赚到四万元，相当于他大半年的工资。

而当公司壮大，业务与市场份额变得稳定，下放的权力、资源与贪腐的机会，又收拢回高层手中。与只能认罚的基层员工不同，高层有资源、有人脉，能够利用手中的筹码，和公司、 老板博弈，降低自己登上失信名单、断送职业生涯的风险。

比如，在某头部互联网企业，一位业务负责人通过公司的对外投资拿“回扣”，被公司发现。长期多次协商后，他退了钱，主动离职，没有受到其他处罚。

另一些时候，腐败甚至成为老板默许的、实现公司业绩增长的工具。手机游戏行业高度依赖渠道，且手游“来钱快”，只要能上架、拿到渠道流量，就有收入。这里也是贪腐的重灾区。一位知情人士称，在手机游戏行业，渠道人员掌握上架游戏的权力，游戏公司会“收买”他们，确保上架并获得更高曝光度。而竞对公司会搜集证据举报，让渠道人员被开除，因为“收买”新人的成本，比“收买”已被竞对拉拢人员的成本，要低得多。

该人士告诉《财经十一人》，一些游戏公司甚至会深入分析渠道方的员工守则，精准把控尺度，确保举报的结果只是开除，不至于移交法办。

按照刑法规定，非公受贿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）、职务侵占（公司人员利用职务便利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）等行为，不论公司是否报案，只要公检机关发现，就能处理、起诉。但一般情况下，如果公司不报案，警察很难发现线索。

所以，现实便是如此——舞弊如何处理，反腐如何收场，全由老板定夺。将互联网员工贪腐金额形容为“可怕”的王宣，对此相当自觉：“我只是打工人，他们贪的不是我的钱，是公司的钱，当然要看公司怎么处理。”

“老板心里有一杆秤。”赵树远说。舞弊人员的岗位暂时无人能接替，上市公司公开贪腐高管案情会影响股价，招采流程违规的供应商是老板利益互换的对象，这些都是需要计量的价码。公司利益是永恒的秤砣，当秤砣下坠，老板的指令就从“一查到底”变成“先放一放”。

一位公司管理人员告诉《财经十一人》，公司的薪酬体系相对固定，在业务快速发展时，会出现员工薪资和他经手的业务体量不匹配的情况，如果是相对隐蔽的行为，会考虑“先放一放”，但如果被查出来，肯定要处理，“否则会让其他员工以为公司是容忍贪腐的。”

在传统行业工作时，赵树远曾被卷入派系斗争，收到攻击竞对的线索，被“当枪使”。但他毫不在意。只要线索属实，他就去查，然后实时向老板汇报、沟通进展，“说到底，我们也是老板手上的一杆枪。”

所以，“向上管理”很重要。这让他了解公司的利益考量，避免做无用功。“不管干什么工作，都要把自己的定位拔高一点，”赵树远总结，“要站在老板的角度考虑问题。”

一些监察人员据此总结了一套生存智慧：反贪不是“非黑即白”，唯有利益永恒。

人性的正反面

现实中，很多贪腐方式并不高明。比如某互联网公司，员工有加班后免费打车福利，一位员工与网约车司机约定，司机将员工送回家后，不结束订单，用另一部手机在其他平台接单，再将原订单费用分成。半年下来，该员工的打车报销费近20万元。这个在系统中如此显眼的“20万元”，让赵树远难以理解：“这不是个傻子吗？”

有“打工人”自觉的王宣，遇到的案件同样明显得离谱。他去前置仓检查，发现合同里写的150平米仓，连80平米都不到；仓库还被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转租给煎饼摊，搞二道经营，虚报的租金被负责人私吞。

在大厂工作的不安全感，或许是贪腐者的动机之一。一位前美团员工年纪渐长，担心自己会被裁员，不好找新工作，于是选择出售实习生名额，希望赚点钱，也积累点经验，以后转型做就业指导。这属于典型的非公受贿，他因此被美团开除。

商业媒体36氪则写过这样的案例：2014年前后，王宇（化名）在一家O2O公司做地推，后升为城市经理。通过抽成、虚报兼职人数等方式，他一个月能获得数万元灰色收入。

加入公司前两三个月，他经常倒贴钱跑业务。但他身边，越来越多同事收取上万元贿赂却安然无事；一个90后同事，工作一年就在二线城市市区全款买房。想到自己身在北京，每月只有几千元工资，他也屈服了，并心安理得：“公司一年融资上亿美金，一天花的补贴上千万，那么多钱撒出去就没影了，我多拿的这几万块钱只能算九牛一毛。”

在美国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创始人Jane F. Mutchler 提出的“舞弊三角理论”中，这种想法属于“自我合理化”，是企业舞弊行为发生的三要素之一。另外两个要素，则是“压力”和“机会”。

其中，“压力”是动机，大多指向经济。京东监察部总监段秋斌发现，以前员工贪腐，更多是因为家庭困难、经济拮据；而现在，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住豪宅、开豪车、买名牌包，或是偿还赌债、游戏充值、甚至打赏心仪的网络主播而贪钱。

理论之外，面谈或许是监察者们了解王宇心理的唯一机会。正式的谈话，一般在掌握证据后进行，地点通常是会议室，现场录音、录像，至少两位监察人员在场。

要将达到犯罪门槛的员工移交法办，证据之外，本人口供也很重要，尤其对于非公受贿罪——贿赂隐秘、私下，只有得到本人承认，才能板上钉钉。因此，赵树远把谈话比作“射门”：一场足球赛，不进球，踢得再好，都是0分。

刚干监察的时候，他二十六岁，第一次找人谈话，不知道要问什么，“比对方还紧张”。没别的办法，只能边做边学。八年过去，他总结出一套技巧，把谈话分成高压突破、唤醒初心、权衡利弊、亲情感化四个环节，对应不同策略，有硬性的“讲政策、讲后果”，也有柔性的“换位思考”。过程中，还要观察对方的眼神和举止，比如“不假思索直接回答，值得怀疑”，“如果对方嘲讽问题，是不想让监察者再问下去”。

但这类方法论不是每次都奏效。面谈是对人性的检验，也因此变化多端。有伪造发票、虚假报销的员工，面谈中称自己身体不适，当场请假，请示上级，居然得到批准。半年后，批假的上级也被查出虚假报销，受到处罚。

还有收取好处费的基层员工，在面谈时情绪平静，认真听监察人员讲话，但就是不认罪。监察人员展示他人证词、转账记录，他还是不认，甚至当场把自己手机上的红包记录删除。虽没得到口头承认，但证据已经确凿，公司最后将他开除。

更多的人承认罪行，乞求公司原谅。有贪腐人员被送进监狱后，家人哭成一团，赶来求情，甚至下跪。前电商平台监察人员施嘉也会心软，但只能安慰自己：幸好发现得早，若是放任，之后的惩罚会更重。

他将监察工作视为“治病救人”。去年年底，他与索贿未果的员工面谈：如果我们有私心，就会等你收了钱，再抓现行；但我们没有这样做，你的未来还长，我们不想让你的人生留下污点。这个毕业刚两三年的年轻人哭着说“谢谢”。这让他找到工作的意义。

偶尔，医生也会“生病”。一位大厂员工，深夜加班后被监察人员约谈。狭窄、不透气的房间，加上晃眼的灯光和持续的诱导式提问，让他“昏昏沉沉”地回答了很多问题。最后，公司给他安上“泄露机密”的罪名，将他开除，并收回期权。他还会进入阳光诚信联盟的黑名单，后面再难找工作。

离开公司后，他才反应过来，自己被冤枉了。他找律师，起诉公司，终于洗清罪名，拿回期权。在他看来，这次误会的起因是，老板要求监察人员快速找到泄密者，监察人员为完成任务，将他推出去“背锅”。

赵树远也曾接到举报，线索视频里，被调查人正请调查人吃饭。后经查实，他的监察同事向涉事加盟商索贿私了。最后同事被辞退。

去年夏天，因为所在业务遭到裁撤，赵树远离开了互联网行业。他本有调岗的机会，也有其他互联网公司开出丰厚薪酬，他没有接受。

他喜欢互联网公司平等、友好的氛围，在这里，部门领导甚至会给手下写周报，“汇报”一周的工作。但这无法抵消互联网行业带来的不安全感。

他亲眼看到一些业务，在短短一两年间，从疯狂砸钱急转直下，遭到裁撤，然后一批人被迫离开：“搞不懂哪一天，整个业务就没了。”于是，他选择回到传统行业，相信实体经济不至于像互联网那样“说不干就不干了”。

在赵树远做监察的这八年间，互联网历经打车、共享单车、社区团购等几轮疯狂的烧钱大战，逐渐冷静下来。应该伸展的触角已经伸展，应该占据的地盘已经占据。当新的地盘出现，巨头还会展开竞争，数额惊人的财富会再次流向基层，而有钱的地方，就会有腐败。

腐败源于个人选择，是欲望与现实的错位，互联网行业财富惊人，员工待遇提高的同时，欲望也被放大。多数情况下，管理、技术和法律都只能在事后发挥作用，且难以杜绝。粗放式发展已经过去，降本增效、减少漏洞，都需要精细化管理。近两年，互联网大厂频繁进行组织架构调整，狠抓贪腐只是其中一环，更重要的问题是：擅长进攻的互联网大厂们，如何守好阵地。